股票配资知识长征结束之后, 毛主席为什么力排众议, 要让红军东征作战?

一支刚刚摆脱围追堵截的军队，最需要的是什么？按照一般人的想法，当然是休养生息，恢复体力，补充粮食和武器。然而，1935年底，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不久，毛主席却提出了一个看似冒险的计划：跨过黄河，向山西进军。这个决定背后隐藏着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现实——红军虽然找到了落脚的地方，但如果始终困守陕北，刚刚保存下来的革命力量仍然可能被逐渐消耗。

理解东征，不能只盯着红军有多少兵、打了多少仗，还要看当时全国的局势。日本侵略势力不断向华北扩张，国内抗日救亡呼声越来越高。红军要想真正打开局面，就必须改变过去被动转移的处境，把自身的发展同全国抗日形势联系起来。毛主席主张东征，正是希望通过一次主动的军事行动，同时解决战略空间、部队发展和抗日动员等几方面的问题。

当时陕北根据地的处境，并不像后来一些叙述中所说的那样，红军只要到了那里就万事大吉。

当地自然条件比较艰苦，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能力有限。随着中央红军到来，粮食、被服以及其他军需物资的压力进一步增加。国民党军队还在周围实施封锁，限制人员与物资流动。换句话说，陕北能够帮助红军渡过眼前难关，却很难在长期封锁下独自承担全部发展任务。

更需要注意的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并不等于整个长征已经结束。1935年10月完成长途战略转移的是中央红军，红军三大主力直到1936年10月才在甘肃会宁、将台堡一带先后实现会师。

因此，1936年初的东征，实际上发生在整个红军战略转移尚未完全结束的时期。这一时间背景非常重要，因为党中央不仅要考虑陕北根据地的安全，还必须为其他红军部队的发展和未来会师创造条件。

毛主席对山西的重视，不能简单解释成那里粮食较多。山西与陕北隔黄河相望，又连接绥远、河北等地区。从山西继续向东，红军就有可能接近华北抗日前线。如果仅向西北荒凉地区发展，虽然也可能获得新的活动空间，却未必能够迅速扩大抗日影响。

因此，在当时的全国战略格局中，向东发展不仅是地理方向的选择，更意味着红军准备从相对偏远的西北地区走向抗日斗争更加活跃的华北。

这项计划也不是在某次会议上凭借一句话临时决定的。瓦窑堡会议于1935年12月举行，重点研究如何适应民族危机加深后的新形势，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议通过的军事战略决议，明确提出打通抗日路线、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等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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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党中央又经过多次研究，才逐步落实东征部署。所以，所谓毛主席力排众议，更准确地说，是他积极推动战略方向转变，并在中央集体决策基础上组织实施东征。

山西的军事环境同样值得分析。阎锡山长期经营当地，在黄河东岸设置防御设施，希望利用河流天险挡住红军。一旦红军强渡成功，便有机会把战场从陕北根据地周边转移到对手控制的地区。

这样，原先针对陕北的军事封锁就可能受到牵制。毛主席要争取的不是简单地多占几座县城，而是让对手跟着红军的行动调整部署，从而改变双方在战略上的主动与被动关系。

为了实施这一计划，红军不仅需要打仗，还要解决渡河运输这个难题。黄河不是一道随便找几条船就能通过的水沟，敌军占据东岸阵地，渡船数量有限，部队携带武器和物资过河时尤其危险。

红军提前侦察渡口、组织船工，安排先头部队突破敌军防线，再保障主力跟进。这里的每个环节都关系到行动成败。如果船只调度出现问题，已经渡河的部队就可能遭到孤立，整个计划也会受到严重影响。

1936年2月20日，毛主席和彭德怀指挥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开始东渡黄河。部队从陕北清涧以东的有关渡口发起行动，在突破晋绥军阻击后进入山西。

随后，红军逐步向吕梁山区和汾河流域展开军事行动。这次渡河最重要的价值，不仅是突破了一道河防线，更是证明红军能够主动选择战场，而不必始终围绕陕北根据地进行被动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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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进入山西以后，战局并没有变成一路顺利推进。阎锡山不断调集兵力阻击，双方围绕关上、兑九峪等地展开战斗。兑九峪战斗发生在1936年3月10日前后，红军同晋绥军进行了较大规模交锋，双方都投入了重要兵力。

后来一些文章把这场战斗描述成红军毫无损失地消灭两个团，明显过于简单。实际上，红军既取得了战果，也面临敌军增援带来的压力，并根据战场变化调整了部署。

战斗之外，还有一项同样重要的工作，就是争取山西民众的理解与支持。红军东征时进行了广泛的抗日宣传，向群众解释为什么要停止内战、共同抵抗日本侵略。1936年3月1日发布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就是这一政治行动的重要体现。

红军还开展群众工作，吸收青年参军，筹措军事物资。对刚刚经过长征的部队而言，获得群众支持，比短时间内控制某个城镇更具有长远意义。

从实际成果看，东征确实改善了红军的发展条件。党史研究记载，整个东征过程中，红军扩大兵员八千余人，缴获了一批武器，筹集了经费，也积累了渡河作战和山地机动作战的经验。

与此同时，山西地方军队不得不应对红军进入本省所造成的军事压力，原有的围堵部署受到影响。这些成果说明，主动出击并不是为了单纯追求军事胜利，而是为了让红军重新获得发展力量的机会。

但东征也付出了沉重代价。1936年4月14日，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牺牲，年仅33岁。

刘志丹是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建者之一，他熟悉西北地区的军事和群众工作，对根据地的形成与巩固发挥过重要作用。他在东征期间牺牲，使红军失去了一位经验丰富的指挥员。这也说明，即使战略方向正确，具体军事行动仍然存在风险，不能因为取得战果就忽视战争本身的代价。

真正体现毛主席战略判断的，还包括东征后期主动撤军的决定。随着国民党中央军增援山西，红军面临的敌情发生明显变化。如果继续向山西纵深推进，可能与更多敌军陷入长期消耗。

对于尚未完全恢复力量的红军而言，这不是理想局面。毛主席没有把占领山西作为非完成不可的目标，而是根据军事形势调整计划，决定保存主力，返回黄河西岸，为下一阶段行动保留条件。

1936年5月初，红军陆续西渡黄河，至5月5日结束东征。同一天，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这份文件明确说明，继续进行国内大规模军事冲突，不利于保存中国的国防力量。

东征因此出现了一个很有意义的结果：红军虽然撤出了山西，却通过军事行动和政治表态，进一步向全国展示了推动联合抗日的立场。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红军最终没有长期留在山西，那么东征究竟算不算达到目的？这个问题不能只看地图上留下了多少地盘。当时设想的直接东出与日军作战，并未在这次行动中实现，这一点应当讲清楚。

但东征的其他重要目标，包括扩大红军、筹措物资、打破部分封锁、宣传抗日主张，都获得了实际成果。预定目标没有全部实现，并不等于整场行动没有战略价值。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后续影响。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改编为八路军的红军部队再次进入山西，参加平型关战斗，并逐步在华北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6年的东征与1937年的抗战行动，虽然任务、对手和军事条件已经不同，却存在地理认识和战略方向上的联系。此前对山西交通、地形以及社会环境的了解，也成为日后开展工作的有益经验。